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就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之一提出来。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了浙江重要的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到2035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因此，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是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顾名思义，共同富裕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富裕”，二是“共同”。从宏观来讲，前者是说经济增长，后者是说收入分配，也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人自身的发展问题。若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上，共同富裕就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从历史经验来观察，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整，不能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充要条件是通过改革创新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合力来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本逻辑为主导。因此，只有围绕人来做文章，才能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钥匙。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促进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首先就要让“人”动起来。从宏观上讲，就是要“提高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是最为活跃的要素，土地、资本等要素只有通过劳动力才能激活与运转，技术、数据等要素则是复杂劳动的派生产物。因此，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劳动力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利用是关键指标。通过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推动中国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从内部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力要素流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从外部看，坚持对外开放推行贸易自由化为劳动力要素流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有关文件中的相关表述包括“国内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国内强大市场”等。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明确了“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提法并沿用至今，会议明确指出要“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着眼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由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逐渐明确，“全国统一大市场”也被更频繁地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已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联结和贯通不同区域的物理媒介和通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要素，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先决条件，其本质在于畅通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各个环节，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带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扎实的现实依据和重要的政策支撑。
另一方面，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建设成果卓著，与之伴随的是地区间经济增速和收入水平出现差异，但也从客观上创造出劳动力流动的内生动力。因此，80年代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但随着内陆在经济上快速追赶沿海地区，出现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向内陆地区回流的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同样具有扎实的现实依据和重要的政策支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双循环”发展战略为支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符合理论上的逻辑推演，更符合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历史嬗变。
从国内看，畅通国内大循环，一要持续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研究表明高速公路建设带来的交通时间成本下降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市场整合效果。因此，政府应制定长期规划、提供财政支持、出台激励政策、引导社会投资，同时，应与企业和社会各方形成紧密的合作机制和可持续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
二要着力提高要素的市场配置效率。通过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等一体化建设，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性，降低区域间利益平衡及职责边界限制等带来的行政壁垒导致的隐性贸易成本，促进提升劳动力、中间产品等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配置效率，充分发挥中国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更加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
三要继续完善市场信息交互平台建设。价格信息是市场运行情况的重要数据，价格差异波动性是分析市场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需要继续加强商品零售和居民消费价格监测，建设市场信息交互共享平台，为市场整合度评估提供信息支撑。
从国际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的自贸网络。中国不仅要充分发挥RCEP等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还要加快推进CPTPP、DEPA等的谈判进程，在关键性、战略性领域对标相关高水平贸易协定，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
二要积极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同步制定。中国要着力推进国内与国际标准互联互通，在开展中外标准比对分析的基础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同时研制服务贸易标准，完善数字金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标准，促进内外贸质量标准、检验检疫和认证认可相互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
三要搭建对外合作平台，促进海内外人才与技术交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要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科技交流合作，以包容的心态、务实的举措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让人才流动起来，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中发挥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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