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构建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要实现资源下沉，又要充分发挥各种治理机制的作用，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
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明确基层政府治理的权责清单，以法定职责为依据，依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推行权力清单，一方面要有效界定权责边界，公开行政权力，防止多头管理和无人管理现象，从根本上实现基层的事权、责权、财权对等匹配；另一方面要规范干部用权行为，明确工作方法与流程，充分调动各类治理资源的积极性，提升工作效能；同时清晰的权力清单要做到全覆盖、全透明，将农村事务归类梳理，强化基层担当意识。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从体制层面有效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优化整合基层工作队伍和治理力量，构建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保障乡镇有效治理的经济实力，规范乡镇基本财力保障方式，加大对基层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保障乡镇政府正常运转；积极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渠道，保障乡镇有效治理的财政家底；下沉乡村治理资源与经费使用权，配合乡村治理经费的提高，降低项目制资金比例，赋予基层切合实际的统筹使用治理资源的权限。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坚持纠错与容错并举。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新办法，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突出激励惩戒的效果；慎用一票否决，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客观分析认定，将容错免责制度化。保障晋升渠道畅通，树立注重基层和实践的导向，从基层大力选拔优秀干部，增加基层干部的晋升机会；在领导职数投放和职级晋升上向基层工作人员倾斜，加大省市机关面向基层选拔工作人员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同工不同酬现象，进一步提高乡镇补贴，完善兼顾福利与荣誉的多元奖励机制。
持续推动编制资源下沉。打破事业和行政编制之间的壁垒，为不同身份之间干部的合理流动创建平台。允许乡镇合理调配行政、事业领导岗位职数，解决事业身份人员的“天花板”瓶颈；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合理确定下沉数量，规范下沉程序，加强后续监管和考核。整合现有行政编制，在保障政府行政编制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用“减上补下”或“减县补乡”的办法，解决基层治理人员数量不足和专业性不强的问题，确保基层的事情基层办、基层的事情有人办。鼓励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干部、“三支一扶”大学生、扶贫驻村干部能够沉下去、留下来，优化基层干部知识结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积极推进网格化管理。细化基层组织网络，将各项行政管理和事业服务职能融入网格、落实到人，推进管理方式从被动处置问题向主动解决问题转变，从事后执法向源头治理转变，推动政府管理全覆盖无缝隙，及时掌握群众需求，有效化解矛盾，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整合网络数据，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下放办事权，将网格化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相结合，建立统一的综合网络数据平台，实现政务信息网络互通，防止信息屏蔽，大幅提升治理效率。
提升乡镇服务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延伸。打破城乡界限，按照区域覆盖、制度统筹、标准统一的要求，统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延伸，凡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一律纳入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中。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大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强乡镇统筹协调能力，充分发挥乡镇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作用，使乡镇成为为农民服务的龙头；建立集综合治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于一体的统一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更加便捷的各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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