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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三个“亿元村”老支书的故事

时间:2018-01-16 人阅读 评论
来源:新华网

▲张秀林

▲付华廷(右)

▲张宝金

  在黑龙江省多如星辰的9000余个行政村里,甘南县兴十四村、尚志市元宝村、尚志市长营村常常为人称道。

  40多年前,这三个村子还是远近出了名的“三靠村”: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几代人受穷,落下了苦名声,就连周边的姑娘找婆家,一听是这儿的,都急着一口回绝。

  如今,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成为了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小康路上的领头雁。附近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闺女,都盼着有一天能嫁过来。

    变化如何发生?

  答案离不开三位平均年龄超过71岁的老支书——付华廷、张宝金、张秀林。他们在全国50多万名村支书中,普通却不平凡。

  年轻时,他们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一路“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依靠着苦干实干,他们在农村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而今,这三位老支书仍闲不下来,继续带着全村老少谋发展、求共富。他们在黑龙江基层党组织中,形成了独特的“两张一付”现象,他们是黑土地上三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实干引领

  在残留着农村气息的狗吠鸡叫声中,记者来到了长营村。

  目之所见,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宽敞干净。村子里工厂区和生活区划分整齐,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的公园比起城市也丝毫不逊色。过去成天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现在也能享受城里人的休闲。

  长营村演绎的山乡巨变,正来自于村党总支书记张秀林的带头苦干实干,引领示范。如今的长营村不只是亿元村,还入选了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村里人都说,咱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但在张秀林上任之初,村子账面上仅3元钱,还欠了17万元的外债。在那个年代,17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张秀林和班子反复商量,最后顶着鹅毛般的大雪,进深山拉起了木头。

  冬季的林场异常寒冷,4个人分成两组昼夜倒班,歇人不歇车。经过两个冬天的摸爬滚打,他们给集体挣下了5万多元。

  靠这第一桶金,长营村慢慢积累,相继办起了运输队、制钉厂、机修厂等村办企业,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长营村人均耕地只有0.7亩,在稀缺的土地里刨食,拼一年也不够糊口的。咋办?张秀林盯上了村里1000多亩的水坑,深的有十几米,浅的也6米多。

  很多人不理解,“这坑光靠人可咋填?”“这不是瞎折腾俺们吗?”

  为说服大家伙儿,张秀林走家串户地劝。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地,将来咋来发展的本钱。

  说干就干,13年间,张秀林拖着六七种病7次晕倒在工地上。村民马永坡回忆,冬天老棉袄出门就被冷风啃透,回到家,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棉鞋半天都脱不下来。

  最终在张秀林的带领下,全村填坑造田1480亩,是原来一个半长营村的土地面积。

  千亩大坑变成了道道粮川,成了村里的“钱袋子”。原先说风凉话的人服气了,都说张秀林办事实在、靠谱。

  与长营村一样,兴十四村、元宝村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弯大腰,流大汗,彻底翻了身。

  元宝山曾是座秃山,每逢大雨黄土冲进河道。张宝金领着全村老少一干数十年,元宝山披上了绿装,万亩生态林从哪个方向看树都成行。

  青山绿水带来金山银山,林中的循环农业基地、旅游等产业让百姓得实惠。村民姜春清有500亩林地,按每棵树每年自然增值10元计算,一年闭着眼睛赚40多万元。

  “与其等靠要,不如甩开膀子干。”三位老支书透露出一样的朴素想法,说了算,定了干,多大困难都不变。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认为,三个村子的样本价值之一在于不等不靠,发扬了闯关东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贯穿起整个乡村致富路。

集体带动

  80%多的村民住上了花园别墅、50%以上的家庭有私家车、年人均纯收入达7.6万元,看到这些“亮眼”的数字,很难相信这里是农村。

  来到有“龙江第一村”之称的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街面上车水马龙,一片喧嚣繁华。

  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兴十四村仅2%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余人都在村办企业上班。

  村一级经济的发展水平,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数十年来,兴十四村抓住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个关键,从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方面发力,壮了集体,富了村民。

  1983年全国开始推行“大包干”。付华廷认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都适用一个模式。

  在当时,兴十四村已过上“大囤满,小囤流”的生活,村民年人均收入2050元,人均占有粮食7705斤,家底很厚实。这让付华廷认准了继续走集体经济的路子。

  虽然没包产到户,但兴十四村对传统经营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统一核算、超奖减罚的生产责任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劳动“大帮哄”和分配的“大锅饭”问题。

  近年来,全村进一步完善激励制度。村民陈丽艳一家在村企上班,不算固定工资和奖金,两口子根据贡献大小,去年还有3万多元的分红。

  随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同步也得到了更多实惠。

  上世纪80年代,当城里人还在看黑白电视,兴十四村已统一购买了彩电,免费分给每户村民,成为全国第一个彩电村。

  从2002年开始,兴十四村用集体经济积累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全村绝大部分人住进了别墅。每栋别墅村里补25万元,个人只拿10万元。

  兴十四村只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在长营村,张秀林每年把村办企业纯利润的60%拿出来,给全体村民。包括给老人发养老金、考上大学给奖金、买房或盖房给补助、村民合作医疗费用全由村里出等,这个做法已经延续了30年。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黑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瑶说,解析三个村子的“富裕密码”,绕不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核心词。三个村盘活集体资产的同时,加速完善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使农村生产生活极大改善。

超前发展

  村子强不强,还看领头人。从穷山沟沟到亿元村,三个村子每次发展的“加速度”,都源自老支书们率先谋、朝前看、向前干的超前意识和敢闯敢试。

  驱车前往位于张广才岭深处的元宝村,这里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名声在外的“中国土改第一村”。

  曾经,《暴风骤雨》里的男主角赵玉林因为穷得没衣服穿,被人喊做“赵光腚”。那么现在,“赵光腚”的后代又怎样了?

  在当年土改工作队打下第一根桩子的东大壕地,这里早已经立起了新坐标——旱田改水田示范区。

  村子里的种粮大户王成杰说,6年前种玉米既省事,效益还好,但就在大家闷着头干时,老书记却想在了前头,于是有了这片示范区。

  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算了笔细账,玉米1亩收入1133元,普通水稻1564元,“稻花香”水稻2030元,这个差距可不小。

  张宝金建议改种水稻。有人不服气,但他没有“强压头”,而是带着党员试种。在连年丰产创收下,带动了全村水稻从2012年700亩,增加到现在5300亩,已占全村耕地面积一半多。

  “农村要富,工业是火车头。”张宝金作出判断。在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就集资办起农具加工厂,后来又陆续建了筷子厂、铅笔厂等企业。

  目前,元宝村以铅笔、铅笔板为主导产品的企业数十家,铅笔产量最高时占全国1/4,被称为“亚洲铅笔之乡”,全村户均存款达18万元。

  如今,“赵光腚”的后代富了。但即便今年已经77岁,张宝金的思维和脚步仍没停下来,站稳产业发展的前沿,这一直是他的追求。

  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张宝金琢磨着,村里年产2亿支铅笔,但每支利润不足1分钱的模式必须淘汰掉了。他提出低端改高端,提高附加值,又一次走在了同行前面,现在每支铅笔利润1毛多。

  不止元宝村。兴十四村从市场实际和本地资源出发,1984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乳品厂,至今全村已形成高科技含量的化工产品体系,销售网络遍及大半个中国。

  长营村是国家级红树莓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当市场上红树莓冻干产品附加值超过了速冻产品,张秀林为占领国际市场多次考察,打造出国内领先的FD冻干生产线。

党建强基

  在正进行的十九大报告学习中,兴十四村抽调骨干、教师、大学生村官组成了辅导团,不仅120多名党员学,还发动全体村民一块学,做到每人都有发言和录像。

  村民周茂林因为忙于生意错过了集体学习,为此村里专门给他安排了“补课”,一个都没落下。

  农村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自上任以来,三个老支书面对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坚持把夯实党建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三个村子里,凡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和重要工作,都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这已成为制度,有效防止了村级党组织的弱化和边缘化。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张秀林和班子反复研究论证,把数十家村企整合成五大公司,并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两镇一乡2000余户村民靠种植浆果致富。

  在三个村子里,凡事相信党,把脚步踩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道眼上,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是他们奔向小康的秘诀之一。

  39年来,元宝村两委每天早上6:30前都坚持召开晨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晨会传达,村里大事小情也在会上讨论。村里每半年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支部委员会,每月召开党小组会,逢中央出台新政策,随时增加“三会”。

  “不学政策,路从哪来?”张宝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年龄大,但他坚持学会用智能手机,开会录音,回来反复听,遇到不懂的,随时上网查。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农业科技,元宝村的关键词是试验水稻种植技术。

  2014年至2016年,中央连续把农业现代化写入一号文件,元宝村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新技术。

  2017年,一号文件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质好价高的“稻花香”水稻在元宝村大面积推广。

  在三个村子里,党组织堡垒的作用不断强化,党员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党在基层的凝聚力明显增强。

  去年秋收前,一场“夸富会”在元宝村举行,由水稻种植大户向全村人“秀收成”。党员郇德金在村里最先种“稻花香”品种,尝到甜头后他主动帮助村里人,对有顾虑的农户现场保证:“我免费教技术,如果按我说的干亩产达不到1200斤,我赔钱。”

  人群活泛了,大伙纷纷说,“有老书记带着,有党员保底,还怕啥?”

  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说“共产党员就得多想人家的事”,三位老支书也常说,一个人好,不如一个村好。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能致富,更要带动全村人一起富。

  数十年来,三个老支书都在连续十几届的换届选举中连任。兴十四村每次换届从来都不设候选人,都是把一张白纸发到党员的手里,愿意选谁就写谁,但村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已经连续近40年当选。

传承接力

  又一道岁月的年轮划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广袤的黑土地,悄无声息酝酿着新一年的生长。

  进入2018年,张宝金77岁,付华廷69岁,张秀林68岁,三人的平均年龄71.3岁。

  在采访期间,记者看到张宝金每天都要吃上一大把药,有管血压的、有降血糖的、有软化血管的,五颜六色。

  张秀林同样一身毛病,仅从2010年以来,他已经做了不下6次手术。

  付华廷长期每天工作15个小时,糖尿病并发症折磨着他。医生让他每天睡足8小时,但他三点半公鸡一叫就起床,老伴为此杀了鸡也不顶用,他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不久前,付华廷因劳累过度晕倒撞断了肋骨。支部开会研究,今后只要他出差,身边最少带一个人,吃住在一块,寸步不离。

  从当上村支书那天起,三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带着全体村民富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但老支书的年纪也大了,他们都想过卸下担子歇一歇。

  “我已经77岁了,再干怕耽误村里发展,我想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张宝金说。

  张秀林也数次计划着退休,老伴和子女不止一次劝他回家享享福。但百姓知道了不答应。村民约好了,轮流去张秀林家做他的“思想工作”。

  三个村子的村民说,瞅着老爷子挨累我们也心疼,但他不能退,有他在我们的心里就有底。

  党员们留,有老支书掌舵,村子将来能发展得更快。

  支委们劝,我们的境界、思路都不如你,你还得领着大伙干下去。

  一方面是百姓不舍、不让,另一方面是“接班人”的问题,成了老支书们心头的大疙瘩。

  近年来,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不只是在元宝村、长营村等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些落后地区更为明显,这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影响。

  记者采访时发现,少数村子里流传着“一流人才去赚钱,二流人才去种田”的顺口溜。基层干部介绍,农村有了人才,才能有致富的能力,但现在农村人才队伍日益萎缩。既要思想好、群众认可,又要懂市场、能力强,这样可供选择的人不多。

  三个老支书认为,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强化“人才先行”。除了能吃苦,能吃亏,接班人还必须具备吃透政策,吃透市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带领全体村民发展产业、奔小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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